中国人从明亡的历史中学到过哪些历史教训? - 关之檀

原文 https://www.zhihu.com/question/52425601/answer/1116300121

最在意明朝灭亡的就是清朝,清朝几乎把明朝所有失败经验都总结了一遍,并且严厉实施,因为明朝灭亡经验也就清朝能用上。

第一、总结东林党经验,严禁结党

第二、清代完成真正的中央集权

第三、对于皇族的控制

第四、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

第五、完成税收改革

第六、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

第七、对于太监力量的使用

第八、取消各种籍贯制度,允许无地农民出卖劳动力

第一、总结东林党经验,严禁结党

清军刚入关夺取天下不久,明朝降清士大夫群体发生南北党争,让多尔衮和顺治就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,这是用军事力量无法解决的问题,最后用尽政治智慧,才勉强压下党争。

东林党对明朝灭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,所以多尔衮和顺治见识了党争的可怕性后,把抑制党争列为头等大事。

顺治十二年撰写了《御制人臣儆心录》内容分为营私、值党、矫志、好名、附势、作伪、旷官、徇利,并且告知大臣:党同伐异、门户相持、援引朋类并将受到重处。

然后又在顺治十七年,禁止士子会盟结社,严禁官员私下聚会,并且取消了延续数千年的官员夜宴习惯。

以康雍乾三代在对待结党上,一直采取高压政策。康熙年代儒林士子结党被禁止,但是新的党争形式出现,就是以索额图和明珠两位权臣之争,所产生新的党争,当康熙全力把两党打掉后,又出现以诸子夺嫡所产生党争。

亲身经历党争的雍正上台后,加大了对于结党的打击,雍正二年,雍正以批驳欧阳修《朋党论》为开端,打击党争现象。

将八爷党残留的中坚力量进行了打击,打击完八爷党后。然后通过谢济世案,又打击了新的结党方向,并且有些激进,但是成功的打击了结党现象。雍正最讨厌的结党现象,又出现在了自己最信任的年羹尧身上,于是年羹尧就成了新的打击对象。

到了乾隆时期,乾隆初年,朋党又变成满洲党和汉人党,这让乾隆警惕不已,满洲党领袖鄂尔泰,汉人党领袖张廷玉,张廷玉成了汉人党领袖,这是雍正死也没想到的。但是乾隆首先把目标放在打击鄂党上,结果乾隆用了前后二十年,终于把鄂党连根拔起。

乾隆时期朋党力量基本出于零星结盟状态,但是乾隆连最后的火星也掐灭想,于是禁止大臣结交王室,所以哪怕乾隆宠臣和珅,权力在盛,再不敢大规模结党,被抄家时只有少数官员被连累。

但是到了清末,清朝还是灭于新时代的党人手里,这就是历史的轮回吧。

第二、清代完成了最后的中央集权

既彻底废除了丞相制度,干了这个朱元璋一直都想干的事情。雍正彻底废除丞相制度,雍正时期建立军机处,也就是现代的办公厅制度,省、道、府、县四级官员只向皇帝负责。

朱元璋废了很大努力废除的丞相,最后权利却还是落在了大学士手里,功亏一篑。清代雍正之前,中国传统王朝到最后,总是变成儒家阶层和皇权平衡的状态,丞相这个官职的权力总是会超出皇室的控制,军机处的出现,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 从制度上解决了丞相以及大学士制度。

军机处做开始只是负责西北军机作战的几人小组,然后雍正发现军机处对于集权统治的好处,开始慢慢把军机处改变成“秘书处”和“全国机要中心”,军机处始终都没有正式朝中列编,也就脱离了传统朝廷文官体系管辖,人事权控制到了雍正手里。

同时也把军务从兵部彻底划入皇帝直接管控,从此再也没有宋明两代对于武官充满矛盾的控制。

宋明两代,由于军务始终归兵部管辖,由于对于军人的恐惧,军人地位低下,导致很多军事行动武官无法发挥重大军事功能。武官体系是宋明两代最大不稳定因数,也让国家缺乏战斗力。清代雍正把军务握在手里以后,才敢大胆裁撤八旗,转换了八旗隶属关系,去除了很多不稳定因素。

随着军机处负责事物慢慢走上正轨,很多职能发挥出巨大力量,这才有后来乾隆彻底解决西藏问题,以及准噶尔问题的军事力量。

在随着时间推移,军机处的职能越来越现代化,袁世凯的内阁制度,就是直接在军机处制度上建立的。

第三、彻底的把皇族权力关进笼子里面

明亡时,朱元璋怎么也没想到,起义军对于自己的子孙的恨如此强烈,起义军用各种酷刑对待朱氏子孙,多数朱氏子孙最后因为自己的贪婪与自私而死掉。

明末时,朱氏子孙掌握全国近半数良田,消耗大量全国粮赋,但是崇祯为军费奔走的时候,没有一个朱氏子孙出来捐献家产保住明朝。北京被李自成攻破时各地藩王起兵,但是各自为政,最后明朝各藩王被清军逐个击破,无一成事。

所以清朝对于皇室的控制,和明朝相比手段狠辣异常。从顺治开始,皇室成员全都被命令居住在京城之内,王位继承借鉴前朝“世袭而递”,并规定“无故不得离京六十里,擅离者与谋反同罪”。

亲王和郡王的管制是十分严格的,他们在京城中被人秘密监视,而被派到地方上的公干亲王更是被严加看管,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要上报,如果没有经过皇帝的同意离开,那就是重罪。

最后他们不能结交大臣,前朝的许多王爷之所以能够篡位成功,不仅是因为他们手中的兵权,还是因为他们得到了部分大臣的支持,而到了乾隆时期,乾隆严禁大臣与皇族交往,并且严密监视,若是王爷们与大臣结交被发现的话,便是重罪,甚至是直接死刑。

关于封地,所有王爷封地直接由内务府管理,而王爷不能直接对自己封地进行管理,杜绝了清代皇族像明代皇族那样鱼肉百姓,这个巨大的笼子就叫北京。

所以直到清亡,都没有皇族王爷起兵一说。

第四、牢牢抓住对于儒家道统的控制权

所谓的“道统”,从本质上看,是一种贤达士人的所普遍认同道德理论体系,是士人们所颂扬同时也是统治阶层的开明派所认同的道德标准。

明朝皇权与儒家大臣之间的权力对抗,士大夫们身份地位的降低和社会主人公感的缺失,使得他们逐渐从追求治国安邦的立功思想,退而选择了代表着立言的著书立说。从追求”政统”转而坚守”道统”。

所以明朝士大夫由宋的“立功”纷纷改为“立言”,清代以前“道统”始终掌握在儒家领袖手中,这也是明朝到了后期,皇权与朝中大臣对抗加剧的原因,许多大臣为了立言,纷纷牺牲生命,可是最后直到明亡,明儒却没有崖山整个宋儒士子群体的刚烈。

为了重蹈明朝覆辙,清朝从康熙开始把道统归于皇帝手中,对于所有想把道统拿到手里的大儒进行严厉打击,保证整个儒家阶层和皇权保持高度一致。

而清朝的文字狱,其中一大部分是为了维护道统所做出的行为,文字狱震慑了儒家精英,让他们不敢对道统伸手,乾隆写了四万首诗,本质上讲也是一种维护道统的表现,只是质量不够数量取胜。

这也是天平天国时期,儒家精英纷纷出来对抗太平天国,维护清朝统治最重要的原因之一。

第五、完成税收改革

明末大商人与东林党结盟,甚至有的东林党人直接进行经商活动,商税明明是朝中重要经济支柱,但是却始终由于东林党人的反对,之后总是反反复复,需要万历皇帝培养自己力量才能把商税收上来,万历之后每次想要收商税,都会被东林党抵制,税收上的重农轻商,导致明末军费开支紧张。

同时士大夫群体免税政策,导致大量土地被归入士大夫名下,导致农税也无法有效收取。所有税赋最终落到农民头上,最后农民不甘盘剥,最后纷纷起义,农民军李自成进入北京。

首先康熙时期定下了永不加赋基调,然后雍正更是完成了火耗归公、摊丁入地,并且推行了官绅一体当差纳粮。于是彻底解决了士大夫群体的免税缺陷,穷困农民没有了纳税负担,雍正时期对于官员逃税惩罚极其苛刻,导致不少官员士绅因逃税被抄家。

清代建立一套标准的商税收取制度,其中最大份额为盐税、茶税、矿税等,各种税都有明确的收取制度,并且清代商人地位较明代有了极大提高,清代国库充盈才让国家有频频向西北动兵的基础。

第六、针对北方蒙古以及其他民族的羁縻政策

东北、蒙古草原、西北、藏区是历代中原王朝的威胁。

光是东北就产生了北魏鲜卑人,高句丽,大辽,金,以及满洲,所以清代对于东北就有了自己的办法,那就是东北封禁政策。

从表面看东北封禁政策是保护满人龙兴之地,维持东北满人纯粹性,可是从康熙七年到乾隆末年一百年多年里,东北一直是人口净流出状态,到康熙末年,东北已经是大片土地荒芜,可是到了乾隆年间对东北封禁更加严格,导致东北除了驻兵外,满人人口持续减少,大量满人流入关中,以至于1860年朝鲜族沿江而上进入东北,竟然占据了大量土地耕种。

东北封禁政策实际上消弱了留在东北满人的力量,康雍乾三代对于东北持续封禁,导致东北人力空虚,给了沙俄可乘之机,于是被沙俄侵占了大量土地,这和东北封禁有极大关系。

然后雍正开始将八旗旗主与旗人关系分割,从此八旗旗主失了对旗人的号召力,八旗从部落关系变成政治关系。

蒙古草原的威胁一直是中华史书上的主题,从春秋战国到明代土木堡之变,蒙古草原虽然民族更替频繁,对于中原威胁始终不变,历代中原王朝强盛时把草原主人打败,甚至逐出草原西遁,但是总会有新的民族占领草原,在中原虚弱的时候侵犯中原。

明初明军甚至远征鱼儿海,把蒙古王庭剿灭,可是没有一百年,一场土木堡又把明朝拽如下坡。蒙古草原就是一块充满巨大魔力的土地,中原王朝只能打败草原人,但是从没有让这里臣服过。

金人就曾经意识到蒙古人可怕,进行了持续的人口消减政策,人口消减就是血腥的杀戮,但是蒙古人没有被杀绝,反而壮大后吞掉金朝,于是到了清,清不再进行原始的杀戮政策。

而用综合手段控制蒙古,核心就是分裂蒙古王公,让蒙古王公分裂成小的部族,再也无法通过侵吞其他部族壮大,但凡有侵吞其他部族的部落,就会联合其他蒙古部族将其剿灭,最有名的准噶尔部,从康熙到乾隆三朝,持续七十年将其剿灭。

其他手段包括封爵制度,和亲制度,封爵制度让蒙古王公爵位世袭,杜绝了以前草原上强势王子夺取王位的养蛊习惯,不再有强势王爷诞生。然后将划分领地,从此各个王爷开始执着于保护自己领地,为了保护领地必须依靠清廷保护,于是整个草原失去以往的狼性。

通过和亲政策,让草原享受清廷的政治红利,整个草原部族在清廷有意挑选下,纷纷参与皇室婚姻之中,成为了清廷一份子。

皇家族谱《玉碟》记载, 在清朝统治的近300年间, 满蒙联姻“共595人次, 其中出嫁到蒙古的公主、格格达432人, 娶蒙古王公之女163人。

于是整个草原都和皇室有各种牵扯不断关系,蒙古草原从此彻底被收服,蒙古变成朝廷主要兵源地,清末的僧格林沁骑兵就是清朝平叛的主要武力。

藏区在明一代始终是臣而不服,乾隆时期,乾隆先后通过大小金川之战,武力制服藏区后。最关键的手段是把宗教权握在手里,也就是金瓶掣签,并确定西藏活佛、班禅额尔德尼和大呼图克图、大活佛等转世呼毕勒罕的权力的多极对立,从来不让一方独大,然后确定转世灵童产生地,由清代皇帝确定后方能就任。并且让各方势力轮流执掌寻找转世灵童的权力,保证内部势力因为权力争夺,寻求中央保护。

通过驻藏大臣控制西藏的官员任免,财政、军事、外交等权力全部归驻藏大臣,活佛班禅只保留少量权力。

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又制定有《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》明确承袭金瓶掣签制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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