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文:《工业党的翻车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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拼多多员工过劳死、自杀接踵而来，让很多人都开始反思这种过度的“996”加班文化、监管的缺失等种种问题，但也有一种声音为它辩护。

“工业党”的代表、知乎大V“马前卒”（人称“马督公”）日前在“观视频”上说，“打工人不想猝死，就要比拼多多更快”。但打工人怎么比资本家快呢？他说只有“终身学习”。

他强调，任何制度都存在竞争，而竞争要胜出就必然取决于效率，因此：

从最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，脱离效率，谈一个制度是否善良，是没有意义的。能够创造先进生产力的制度，总是会打败其他制度。如果复杂的开发项目，都推给别人，推给国外。自己只做容易分解的流水线工作，那就不会有产业升级。

你可以说我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去考虑问题，说拒绝加班就是打工人的最大福利，但这样的无产阶级和先进生产力分离了，快速滑下封建行会或者流氓无产者，很快就会被历史淘汰。马克思也看不上这样的群体。

最后他断言：无产阶级如果不对自己狠一点，是没有未来的。

这番话让他翻车了，底下高赞的评论都是诸如这样：

“然后猝死在了比拼多多更强的路上。”

“你说的不但没解决问题，而且特别压抑，所有人已经拼尽全力，但还是不如别人！……人其实都狠努力，已经除了互相残杀了！”

“督公果然是老板，说话都站在老板的立场，而且是19世纪的工厂老板，‘不想死就多干活’的意思？”

“还有人喷我说钱给够就行，这次拼多多钱倒是给够了，有命花吗？”

观视频一向是工业党的舆论阵地，但这次“马前卒”却恰是在这里“马失前蹄”了，这正代表着一种值得注意的舆论动向——恐怕同样的事，放在三五年前都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这需要一个解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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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这里，工业党的话语有错吗？确切地说，这是其一贯的主张，也是内在逻辑自洽的。换言之，这里的问题并不是他没有“道理”，而是这种“道理”已经不能说服年轻一代的“打工人”，无法代表他们的权利诉求。

追本溯源，“工业党”的主张其实原本就有着浓厚的国家本位色彩，而轻视个人权利，同时有着“赶超”的内在紧迫感，由此它推断，中国若要赶超西方，除了全面深入动员、提升效率、实现工业强国之外，别无它途。

未来主义作品。未来主义多推崇新技术，表现机械、速度与力量。

（图片来源：readingpublicmuseum.org）

这其实是一种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思路。在现代史上，看似奇怪的一点是，极力推崇新技术的未来主义，最盛行的并非走在现代化前列的英法，而是相对落后的意大利与俄国。正是因为落后的社会现实，使人更迫切地产生了一种想要与之决裂、并无休止朝向未来运动的冲动。狂热的意大利未来主义诗人马里内蒂在1909年就发出宣言：“斗争就是美！”

同样后现代化的德国也是如此，在追求工业力量时表现得远比英法更无所顾忌，纳粹对新技术极感兴趣，希特勒本人尤其偏好这类前沿事物——他创设了高速公路、大众汽车，也是第一个乘坐飞机到各地演讲的政治人物。这隐含着一种权力意志：一定要不计代价地追求力量，而在现代，工业和技术就是一个国家力量的最重要源泉。

工业党的逻辑也是如此，它预设了一个“竞争无处不在”的丛林社会，弱者将被无情地淘汰（“落后就要挨打”），并且这被看作是“自然规律”一般的“事实”。这里面没有差异化竞争这回事，没有退出机制，有的只是不断上紧的发条——就像《射雕英雄传》里的郭靖，打架起来既不想什么计谋，也完全忘了师父曾叮嘱过的“打不过，逃”四字诀，而只凭一股憨直的狠劲：“打不过，加把劲！”

我有一次在国庆节前夜坐火车去南京，临时买票，只买到半夜发车的绿皮车，且是无座票。在上海站就已经挤得前胸贴后背，凌晨1点多开到苏州站，站台上又是黑压压一片，整整一个多小时都没法关上车门。我身旁的一个打工妹被挤得哭出声，旁边她哥哥呵斥：“哭什么？没用的东西！出来闯荡不都是这样？！”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后来不时会想起这一幕，这像是我们这个社会的隐喻：在无数人的丛林式竞争中，个体多面的价值都不重要了，只剩下“力”的比拼，而弱者甚至都得不到父兄这样亲人的同情。

相反，他们认为只有一条出路：让自己变强，甚至是变成“狼”，因为“生活就是斗争”——或许都谈不上“生活”，只是为了“生存”，所谓“不对自己狠一点没有出路”，意思就是说，弱者无权活下去。

这样，这种话语避免了反思和质疑制度本身，转而指责受害者：你们之所以陷入现在的处境，是因为自己太弱、太蠢、不够努力。但它无法回答一个问题：怎样才算够？因为在这种思维中，“变强”永无止境，只有不断飙高一途，事实是：永远没有“够”，只要失败，那就证明还没够。换言之，它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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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年轻一代对这样的话术不买账了？有人认为，这是现在的孩子“不耐操了”，受挫能力弱了；也有人说，这是他们踏入社会后，切身体会到被社会毒打了；但我想，最根本的原因恐怕在于，他们的主体意识觉醒了。

一个人的忍耐力是很难解释的一件事，也并不是被“毒打”就会觉醒、反抗的，相反，是你先意识到自己的权利、对付出和收获有理性认识之后，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，知道哪些不符合自身的利益，才会对之说“不”的。

在工业党的话语里，这些原本就是缺失的。因为它最终的立足点是国家本位的：总动员机制最终是为了实现国家在整体上赶超西方，而不是为了个人福祉。实际上，它隐含的设想非常接近于一场战争：每个个体都要为整体的胜出竭力贡献，此时个体的利益甚至是要压制的，因为它被看作不利于整体“效率”的提升。

这样，每个人都要竭尽全力，但这么拼的意义，却仅仅只是为了自己不被淘汰，更有甚者，这么辛苦甚至都不是为了他们自己——而是为了企业、为了国家能在竞争中胜出，理由是，如果团体失败，那么自己身为团体的一分子，也没有好果子吃。

这种不计代价追求生产力“进步”的观念并不是马克思主义，恰是马克思所反对的“异化”：本来进步是为了人的福祉，现在却反过来改变乃至宰制了人。Arthur Herman在《文明衰落论》中指出：“在德国文化批判的传统观念中，工业生产所使用的机器并不是进步的象征，而是发生异化和退化的象征。”

人，始终应该是目的，而非手段。一个理性生物必须是自主、自决的，如果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外部的价值，那么他就不再自由。所以康德才说，自治是一切道德的基础：听命于某种外部力量，按它的意志去行动，都是异化统治，是一种依赖于我无法控制事物的形式，这就是奴役。

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现在年轻一代发出的声音是好事，正表明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变动，人们本能地从自己的主体性出发，警惕这种异化的倾向。或者可以说，也只有在主体觉醒的一代面前，“异化”才成其为一个问题。

当然，不免有人会说，这样中国企业将在竞争中失败，且不说竞争是否只能靠这样不断的内卷，而且我想说，如果这会带来失败，那就让它失败好了，毕竟，如果它成功了，那才更可怕，不是吗？

原文：《在体制内做自己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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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“996”工作制、过劳死、内卷化，身处职场的打工人还有什么选择？此时，“进入体制”作为一个备选项，看起来也变得更具吸引力了。日前我就看到一位“奇爱博士”说：

身边曾有很多富有艺术天赋与才华的人，天生对体制产生恐惧和排斥，放弃了，远离了，却在进入社会后迷茫了，丧了，自我怀疑了。

体制其实并不可怕，体制也期待有天赋和才华的人，体制甚至可以提供稳定平台为你创造内心真正的自由；反过来看，社会里也到处皆是江湖，那些996的大厂，那些掌握你绩效打分可以对你生杀予夺需要你假意奉承的总监——凡此种种，哪样不需要你更加费尽全力的生活？

我不认为所有人都适合体制，但如果你不是天才，欠缺十分过硬的、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命运（无论是经济还是精神层面）的能力，体制或许是一个人可以参考的选项。

这番话出于真诚，但它隐含的意味是：体制或“大厂”没有本质差别，同样只是赖以为生的一份工作，甚至它未必那么让你“费尽全力”——但这里值得细辨一下，体制真的“可以提供稳定平台为你创造内心真正的自由”吗？如果是，那是什么样的自由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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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确，所有的工作都可以说是一套“体制”，在英语里，一个人长期身处其中并被规训化的过程，都称之为“体制化”（institutionalized）。这套外在于人的运行机制，可以是任何机构：官僚体系、企业、学校、军队，乃至监狱。

电影《肖申克的救赎》中，老布年轻时入狱，关了数十年，等到他刑满释放，已经垂垂老矣。他本来早已适应了狱中的生活，出狱后面对外面这个眼花缭乱、全然陌生的世界，抑郁之下，选择了上吊自杀。

剧中瑞德的话，可说就极好地诠释了“体制化”的内涵：“监狱是个奇怪的地方，起初你憎恨它，后来你逐渐适应它，到最后，你变得离不开它。”

这其实就是人被异化的过程：你逐渐变得像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，而这个体制也逐渐变成了你自身的一部分，到最后你都无法从中独立出来。

当然，类似的现象几乎普遍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，差别只是有些机构“体制化”的力量特别强（监狱就是最极端的例子）。回到国内的生活实际来说，体制内的工作和企业，这两者在这方面有差别吗？

答案是：有的。

不管怎样，企业通常都是市场导向的，它感兴趣的是榨取你的劳动力产生利润，只要你工作做好，通常老板才没兴趣管你的道德问题、私人生活又或是什么个人爱好。我也曾听到不少八卦，某位同事私德有亏，夫妻之间闹得如何狗血——但只要这不影响工作，那都是他的个人隐私。

体制内工作的不同在于：它不仅仅是这样的经济关系，还要求你高度认同——要“思想教育”，达到“一条心”，而“两面人”是要受申斥的。与此同时，你也更容易对之产生依附关系，因为即便你不喜欢也难以摆脱，它缺乏退出机制，很难自由跳槽。

如果把这两种工作对人的异化力量分为两个不同的维度，就能很清晰地看出其中的差异：那些“996”企业偏重工作强度，对个人生活的干预范围倒未必大，而机关、国企这样的体制内工作或许不忙，但却管这管那，侵入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。

这在国内是常有的事：一些人因为“作风问题”，被开除公职；计划生育的年代，别人超生也罢了，只是罚款，但公职人员超生，就会丢掉工作；去年夏天蒙语教学的事，官方通告也是如此：如果孩子不按时回来上学，父母将剥夺公职。当然，你在微信群、朋友圈里更是不能随便说话，武汉疫情最紧张的时候，就有人注意到一个现象：体制内工作的人几乎都默契地保持着集体沉默。

当然，这不是说私企就一定好到哪里去，且不说超高强度的劳动本身就会挤压、侵占私人空间（你忙到根本没时间干别的），从近期爆出的一些事来看，拼多多、蔚来这样的公司都在侵入员工的私人领域，甚至只是牢骚了一句看到同事上救护车，就被开除了；而另一方面，一些体制内工作的工作强度也在上升，我就有朋友当警察的，忙得不亦乐乎，还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忍。或许可以说，这两者都在朝另一个维度移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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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说，“在体制内做自己”当然是有可能的，我曾经最要好的朋友就一直身在学术体制内，直到他英年早逝。他对此一直有批判、反思，但也有很多身不由己的痛苦。身在其中，你要维护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，真的很难，比我这样更难。

即便你只是想把它看作一份普通的工作，余下那些，“扎扎实实搞形式，认认真真走过场”就是，但并不那么简单，因为体制的目的就是改造人——你不需要有自己的意志，你得把体制内化，才算是“自己人”了。

一位朋友被单位要求装“学习强国”积分，他起初是拒绝了，但随之而来的就是轮番软硬兼施的“劝说”，不学习是不能“过关”的，否则你就要想清楚面临“后果”。就像有人感慨的：“要在一遍一遍的所谓的学习中，坚持自己，还要在表面上欺骗所有人，表示你无比坚定，真的太难了。”

用葛兰西的话说，这就是塑造“有机知识分子”：知识分子必须要嵌入进去成为这个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，遏制其自行其是的独立性。当然，它也可能提供平台给你创造自由，但那种“自由”的最终是为了更好地实现体制的目标，而不是那种“别管我”的自由。

我也接触过很多体制内的人，包括身边的亲友，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：有些人在耳濡目染后接受了那种思维，自觉不自觉地就被同化了，而另一些人，却正因深知其弊，变得比普通人更激烈地反感体制。反过来说，在企业中的人，有时正因那种异化的力量更为隐蔽，他们更经常地误以为自己是“自由”的。

这里面的很多问题，也许很难三言两语说清楚，但有一点应该是没有疑问的：只有一个人觉得“做自己”变得非常重要时，这才成其为一个问题。毕竟，千百年来中国人不都是这么活过来的么？常言说“百忍为安”，即便对规训的外部机制有什么不舒服，以往都是屈己从人，一辈子也就这么过了。

如何选择，说到底还是每个人自己的权衡：“做自己”对你有多重要？你想要做的，又究竟是什么样的“自己”？当然，或许会有人说，那前提是我得有选择。但“选择”有时是很奇妙的一件事：你只有努力去尝试，才会发现自己其实是有选择的；甚至你放弃选择，也是在通过这样消极的方式，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