世皆称孟尝君能得士，士以故归之，而卒赖其力以脱于虎豹之秦。嗟乎！孟尝君特鸡鸣狗盗之雄耳，岂足以言得士？不然，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，尚何取鸡鸣狗盗之力哉？夫鸡鸣狗盗之出其门，此士之所以不至也.

世人都称孟尝君能够赢得纳士，贤士因为这个缘故归顺他，（孟尝君）终于依靠他们的力量，从像虎豹一样（凶残）的秦国逃脱出来。唉！孟尝君只不过是一群鸡鸣狗盗的首领罢了，岂能说得到了贤士？如果不是这样，（孟尝君）拥有齐国强大的国力，（只要）得到一个（真正的）贤士，（齐国）就应当可以依靠国力面向南方称王而制服秦国，哪里还要借助鸡鸣狗盗之徒的力量呢？鸡鸣狗盗之徒出现在他的门下，这就是（真正的）贤士不到他门下的原因。 

王安石的论说文《读〈孟尝君传〉》，全篇只有四句话、八十八字。它议论脱俗，结构严谨，用词简练，气势轩昂，被历代文论家誉为“文短气长”的典范。一生立志革新变法的王安石，十分强调文章要有利于“治教”，要有益于社会进步。他曾说：“治教政令，圣人之所谓文也。”又说：“且所谓文者，务为有补于世而已。”《读〈孟尝君传〉》这篇论说文，就是为“有补于世”而作的。很明显，抨击了“孟尝君能得士”的传统看法，自然就会使读者认识到，不能像孟尝君那样，徒有“好养士”的虚名，而没有济世兴邦的才能，应该脚踏实地为振兴国家作出具体贡献。《读〈孟尝君传〉》这篇文章所以能成为“千秋绝调”，为历代文学爱好者传诵、欣赏，就是因为它文极短而气极长，就是因为在如何看待“孟尝君能得士”的问题上，王安石有务出新意、发人深思的脱俗看法。 

根据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的记载，冯驩（又作冯煖、冯谖）确实是个很有才能的人物：他“矫诏以债赐诸民”，为孟尝君“市义”，使孟尝君罢相回薛时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；他替孟尝君经营“三窟”，使孟尝君重返相位，而且“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”——但也仅此而已。孟尝君为相数十年，在治国安民方面有多少政绩呢？冯驩作为孟尝君的主要谋士，在治国安民方面给孟尝君出了多少主意呢？除了“以债赐诸民”在客观上减轻了薛地人民的负担外，还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呢？而且“市义”也好，“三窟”也好，并不是为了国富民强，而是为了巩固孟尝君在齐国的地位；至于三次弹唱“长铗归来乎?”更不是为了富国强民，而只是为了冯驩自己生活上的满足。——正是根据冯驩的所作所为，王安石把“冯驩之类”逐出了“士”的范畴，而归之于“鸡鸣狗盗之徒”。在王安石看来，冯驩和“鸡鸣狗盗之徒”是同类，他们之间的差别，不过是“五十步与百步”而已。当孟尝君满足了冯驩“食鱼”“乘车”的要求后，冯驩向自己的朋友炫耀：“孟尝君客我!”——这不是一个追名逐利之徒的形象吗？ 

《读〈孟尝君传〉》指出：“擅齐之强，得一士焉，宜可以南面而制秦。”可见，王安石所说的“士”，不是仅仅“为知己死”的人，而是指目光远大、为国为民的人。在王安石心目中，能为国立功、为民谋利的人才算“士”，而为自己或为某一个人谋利的人并不算“士”。这从他的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可以看出。他说：“举先王之政，以兴利除弊，不为生事；为天下理财，不为征利”，“如君实责我以在位久，未能助上大有为，以膏泽斯民，则某知罪矣”。可见，王安石所谓“士”，是像他那样能为国兴利、膏泽百姓的人。在王安石看来，单纯为主子的个人安危荣誉出谋划策奔波效劳的人，如冯驩之流是不能列入士林的。因此，他不必“拿出新的材料来驳倒”《战国策》和《史记》记载的史实，便合乎逻辑地否定了孟尝君善养士的说法。　 

总之，《读〈孟尝君传〉》不愧为名家名作。其立论的精当，论据的典型，论证的精辟，“足以为后世法”，值得学习借鉴。这篇文章也引出了一个著名成语：鸡鸣狗盗。